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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專用性、縱向一體化與企業績效

發布時間:2019年10月21日 19:26:14    文章來源:耀炎論文網    作者:陰編輯    閱讀:

導讀:這是一篇完整優秀的關于會計論文范文,這一篇論文共有12304字符,本篇題目是關于“資產專用性、縱向一體化與企業績效”的。李昕欣++李果++陳晨 【摘 要】 文章立足于縱向一體化動因的主流解釋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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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欣++李果++陳晨

【摘 要】 文章立足于縱向一體化動因的主流解釋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觀點,對縱向一體化的動因及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首先,以2013年上市公司并購數據為基礎,利用Logistic二元回歸模型對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資產專用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呈正相關關系;控制變量企業年齡、銷售費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企業規模、財務費用則與縱向一體化呈負相關關系,管理費用對縱向一體化的影響并不顯著。其次,對縱向一體化與并購績效做了一般分析。將企業并購績效糅合成一個綜合得分函數,得出各研究年份并購績效的綜合得分,對并購前后企業并購績效綜合得分差值進行一般分析,發現縱向一體化后企業績效呈現先減后增再減趨勢。

【關鍵詞】 資產專用性; 縱向一體化; 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 F27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8)04-0131-07

一、引言

企業并購起源于美國,西方國家對于縱向一體化的解釋理論發展較為成熟,縱向一體化一直以來都是經濟理論的核心問題[1]。對于縱向一體化的動因、規模及其效率,西方各個理論流派試圖基于本流派的基本分析單位進行解釋和論證。縱向一體化的動因究竟是什么,據筆者觀察,早期的一個主流解釋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廠商理論,認為是技術革新或為了追求壟斷利潤。不過孫維峰[2]指出,該理論研究的是“代表性”企業的并購行為,掩蓋了企業之間的差異,無法對現實中復雜的經濟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另一個主流的解釋是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以科斯、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企業是為節省交易費用而產生的,它代替了一部分市場,它的邊界(即是否縱向一體化或縱向一體化的程度)取決于內部生產的組織成本與市場購買的交易費用的比較。也就是說,一體化的動力是交易成本的節約,若不能節省交易費用,那這個并購必然是失敗的。事實上,交易費用的解釋已經為許多人接受。但是有部分研究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對縱向一體化的解釋受到了一些質疑和挑戰,交易成本只能解釋一部分縱向一體化,有些一體化僅用交易成本卻無法解釋。中國企業并購起步晚,發展歷程相對較短,西方國家的理論是否能對中國的企業并購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從而增加交易成本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度,拓展縱向一體化的理論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文獻綜述

(一)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

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降低交易成本是縱向一體化的重要原因,而影響交易成本最重要的因素是資產專用性。因此,資產專用性強度大小與縱向一體化有重要聯系。Williamson[3]認為,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和投機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各種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交易成本經濟學主要關心的是根據不同情況,利用不同的治理結構,解決不同的交易問題,是否就真能節約成本。”

有些文獻實證研究認為,資產專用性是縱向一體化的重要動機。李青原[4]以發生在1998—2008年間,上市公司處于買方地位的縱向并購事件實證表明了并購雙方資產專用性程度越高,收購方公司財富效應越大;雙方縱向關聯程度增加,地區產權保護程度降低,資產專用性與并購財富效應的正相關性越強。陳玉罡等[5]將交易成本分成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結合組織變革可能帶來的組織效益,用因子分析模型和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得出資產專用性程度越高,不確定市場的風險越大,相對應的顯性成本就越大,并購發生的概率越大;成長能力越強,與盈利能力不平衡程度越大,相對應的隱性成本越高,并購發生的概率越高。楊廣青等[6]研究2006—2009年滬深兩地上市公司的數據發現,縱向一體化行為在行業間有顯著差異;管理型、資本市場型與商品市場型交易費用對縱向一體化有顯著影響;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同時一些文獻也表明,交易成本與縱向一體化并不總是存在相關性。Daron et al.[7]研究了93個國家超過750 000家公司的數據,發現契約成本和金融發展與縱向一體化不相關,但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國家的契約成本更高并伴隨更好的金融發展。實際上,交易成本在解釋縱向一體化是存在不完整性的,也就是說僅靠交易成本來解釋縱向一體化是不夠的。

(二)縱向一體化與企業績效

對于資產專用性動機引起的縱向一體化,是否引起企業并購績效的增減,同樣是縱向一體化問題研究的核心。

一些文獻證實了縱向一體化對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Zhang[8]用中國工業行業的數據研究發現,縱向專業化可提高績效水平。高見和陳歆偉(2000)研究1962—1998年間663個并購樣本,發現并購可提高股東財富水平。

一些文獻則研究發現兩者并無相應的正相關關系。黃丹等[9]研究中國食品業上市公司縱向一體化績效時發現中國食品行業縱向一體化與企業收益水平并沒有相應的正相關關系。李善民等[10]以2000年發生資產重組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主成分分析對績效綜合評價,對1999—2002年每年的績效進行對比分析發現,重組后的上市公司績效在研究期間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一些文獻則發現縱向一體化降低了企業績效。Singh[11]通過研究1954—1960年發生并購的77家企業績效,發現并購后三年內績效普遍低于并購前績效,說明并購給企業績效帶來了負效應。Barrera-Bey[12]研究美國石油行業企業縱向一體化與經營績效的關系,發現縱向一體化降低了績效水平。Lu et al.[13]研究制造業行業的企業發現,縱向一體化與產品價格正相關,與企業銷售、人均工業增加值即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企業并購績效是增是減,目前還未有統一的結論。本文認為,這與企業并購績效的評估方法、樣本時間及來源有重要關系。此外,并購成功與否應與不同的并購動機相聯系,并購效果應從是否實現了并購動機出發,基于研究的并購動機而發生并購的企業績效的衡量才能比較準確地判斷并購是否成功。并購績效的研究可檢測基于交易成本動機發生的縱向一體化是否能減少交易成本,提高績效。endprint

三、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的實證研究

(一)研究設計

1.模型設計

評價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關系的模型有很多種,縱向一體化在現實生活中只有兩種狀態,發生或未發生,分別用1和0來表示,對二元分布的變量,考慮Logistic回歸模型。

建立的計量模型如下:

Ytj=α1spitj+α2taxtj+α3saletj+α4managetj+α5moneytj+

α6sizetj+α7agetj+v0+c (1)

式中:

Y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縱向一體化的概率,Ytj∈[0,1];spi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資產專用性程度;tax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營業稅金及附加;sale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銷售費用;manage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管理費用;money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財務費用;size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規模;agetj表示時期t公司j的年齡;αi(i=1,2,…,7)代表相應自變量的回歸系數;v0為獨立的且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c表示常數項。當Y越接近1,w趨近正無窮時,Y越接近0。也就是說,Y越接近1,該上市公司發生并購的可能性就越大;Y越接近0,該上市公司發生并購的可能性就越小。

2.變量定義及構造

(1)縱向一體化(Y)。縱向一體化測量指標的選取應當符合兩個標準:具備經濟學理論基礎和具有可測性。測量縱向一體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早期的附加值/銷售收入或其修正指標,后來有標準產業分類法、投入產出法、股權控制和組織控制法。本文采用的是二分法對縱向一體化進行量化,縱向一體化Y服從[0,1]兩點分布,當Y=1時,代表上市公司并購了關聯方;當Y=0時,代表上市公司未并購關聯方。

(2)資產專用性程度(spi)。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14]。Williamson[14]將資產專用性分為人力資本專用性、地理區位的專用性、物質資產專用性、品牌資產專用性等,根據不同的分類,資產專用性的度量方法也不同,如采用受教育年限與企業任期時間來衡量人力資本專用性、固定資產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物質資產專用性、計算主并公司與目標公司地點距離來衡量地理區位專用性[4]、無形資產占企業可支配凈資產的比來衡量品牌資產專用性等。資產專用性衡量方法種類較為豐富,大部分衡量方法都有其適用局限性,數據的獲取和操作性存在很大差異。本文從企業并購的實踐出發,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提出一種新的度量方法。新方法將糅合Williamson[14]刻畫交易的三個維度:不確定性、資產專用性和交易頻率。基于此,本文提出資產專用性新的衡量指標:兩家企業平均關聯交易金額與平均營業收入的比值。關聯交易金額是代表了兩家企業的密切相關程度,取平均數則是弱化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除以平均營業收入是為了消除企業規模帶來的影響。

在本文中,上市公司與關聯方涉及的關聯交易金額是取并購前三年平均數,若上市公司并購關聯方,則關聯交易金額是該上市公司與被并購的關聯方之間的;若上市公司未發生并購,則以交易頻率為準,所取的關聯交易金額是該上市公司與三年往來頻繁的關聯方之間的。其中,因為研究的是縱向一體化,所以關聯交易應該發生在沿價值鏈生產的企業之間,關聯交易金額根據資產專用性的分類,按物質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品牌專用性、場地專用性①來提取,剔除不在這四項分類的其他關聯交易,具體為采購貨物、租金、購買商品、采購燃料、接受勞務、專有技術許可、商標使用費、支付房屋租金,最后得到的所有上市公司平均關聯交易金額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記為spi。

(3)其他交易費用,包括營業稅金及附加(tax)、銷售費用(sale)、管理費用(manage)、財務費用(money)。

(4)企業規模(size),指研究年份企業的總資產,這個數據一般比較大,因此對企業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5)企業年齡(age),以企業成立的時間為中間變量,將研究年份減去成立年份之差,標示為企業的年齡。

3.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服務中心CSMAR數據庫上市公司研究系列,包括了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上市公司。數據具體來自CSMAR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和中國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研究數據庫。(1)在關聯交易數據庫選取2011—2013年上市公司與其他獨立關聯方的關聯交易數據,剔除母子公司、關鍵人員薪金等半內部關聯交易。(2)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數據選取的標準是發生年份為2013年,上市公司作為買方地位且交易成功。(3)作為未發生并購的數據,則在關聯交易中選取上市公司規模與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規模相當,交易頻率適中或具代表性的潛在并購對象。(4)為了不讓數據波動幅度太大,樣本若出現數值異常予以剔除;若數據大部分缺失,也予以剔除;若個別數據缺失,采用均值填補法將其填補。做這一系列的剔除和篩選之后,最終得到發生關聯交易的公司樣本為837個,其中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樣本有269個,未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樣本有568個。

要特別指出的是,就本文而言,研究的是2013年發生并購的樣本,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樣本均是2013年以前的數據,而2013年由于經濟形勢嚴峻導致許多企業破產,兼并重組活動異常活躍,樣本容量比較大,加之動機復雜,最能檢測資產專用性是否為縱向一體化的最重要的動機。

(二)實證結果

1.樣本特征的描述

對這8個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到,資產專用性(spi)的極大值、極小值分別為11.85、3.43,均值為7.457,說明上市公司資產專用性的程度還是存在比較大的差別。至于是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的資產專用性程度高還是未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的資產專用性程度高,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企業年齡(age)的標準差最大,極小值為3,極大值為26,平均年齡11.45,這說明無論企業年齡大小,都積極參與關聯方之間的交易。銷售費用企業(sale)、財務費用(money)極小值為0,這是由于對數據取對數的關系,這些數據只是一個參數,0不代表費用為零。endprint

2.實證結果分析

考慮到tax與size的相關系數比較高,首先,對各變量進行逐步回歸,減少共線性的嚴重程度。逐步回歸的結果是,tax對因變量的影響不顯著,因此予以剔除。其次,以是否并購為因變量,對剩余解釋變量以資產專用性程度、管理費用、銷售費用、財務費用為自變量,企業規模、年齡為控制變量,本文進行了Logistic二元回歸分析,表2是實證結果。

首先,針對模型開展模型系數的綜合性檢驗。在Excel中輸入公式=CHINV(0.05,6)表示自由度為6,顯著性水平為5%的卡方臨界值,計算為12.59158724,這里的卡方值為185.594,大于臨界值,相應的Sig.小于0.05,因此在0.05的水平上顯著,這些都通過了檢驗。最大似然對數平方值,用于檢驗模型的整體性擬合效果,該值在理論上服從卡方分布,值為865.527,也大于12.59158724,因此最大似然對數值通過。似然比函數的自然對數值對樣本數目很敏感,作為補充和參照,需要Hosmer and Lemeshow test。該檢驗依然以卡方分布為標準,但檢驗方向不同:要求其卡方值低于臨界值而不是高于臨界值。CHIINV(0.05,8)值為15.507,這里小于其臨界值,檢驗通過,Sig.大于0.05,也可判斷檢驗通過。同時校正后的模型擬合優度為0.678,說明模型擬合度一般。

其次,考察回歸模型中變量的系數,回歸結果如表3。

資產專用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為1.125,從Sig.可以看出,資產專用性(spi)的回歸系數置信度達到100%。這說明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呈正相關關系,資產專用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縱向一體化。這與新制度經濟學由于存在資產專用性導致縱向一體化的解釋相吻合。

銷售費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縱向一體化可以通過內部化銷售部門節省企業與關聯方之間的銷售費用。財務費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財務費用與縱向一體化呈負相關,可能是金融行業的發展,使得企業財務管理更加便捷,節省了經常項目往來的財務費用,這大大增加了企業并購的可能性。管理費用的回歸系數不顯著,意味著企業管理費用不會影響企業縱向一體化的行為。

企業規模的回歸系數為-0.431,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企業規模越大,縱向一體化的傾向程度越小。這可能說明隨著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該企業逐漸實現規模經濟,并購會帶來規模經濟邊際效益遞減。因此,當企業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縱向一體化發生的可能性更小。

企業年齡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這說明企業成立的年份越早,縱向一體化的可能性越大。年齡越小的企業,還不具備實力來吞并其他企業,事實上,我國大部分新興企業在3—5年的時間因經營不善等原因倒閉,存活時間越長的企業,綜合能力越強,縱向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通過Logistic二元回歸模型,本文研究分析了資產專用性對縱向一體化的影響。結果表明:資產專用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呈正相關關系;控制變量企業年齡、銷售費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企業規模、財務費用則與縱向一體化呈負相關關系,管理費用對縱向一體化的影響并不顯著;Logistic二元選擇模型在對縱向一體化的評價方面顯示出比較好的穩定性,具有較強推廣性。

四、縱向一體化與企業績效的實證研究

(一)研究設計

1.模型設計

首先,對2011—2016年績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構建績效綜合評價函數,再根據各因子的得分和方差貢獻率計算績效綜合得分。

其次,根據計算的公司績效綜合得分,對未發生并購和發生并購的公司進行分類,比較并購前后公司績效,得出一般性分析結果。

最后,根據上述思路設立兩部分模型:

Fi=β1iX1i+β2iX2i+β3iX3i+β4iX4i (2)

其中:Fi是企業i績效的綜合得分,β1i是企業i第一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以此類推,β4i是企業i第4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X1i是企業i第一個因子的得分,同理,X4i是企業i第4個因子的得分。

2.變量定義及構造

上市公司的績效F。一般而言,企業績效評價指標包括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發展能力、股東獲利能力、償債能力、股本擴張能力、成長能力等,各種能力下又通過具體指標來衡量。因此,同一家企業績效水平的衡量會因種類繁多的指標選取不同而千差萬別。企業績效指標的選取應具備重要性、穩定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條件,因此,依以上條件選取評價指標后,構建綜合評價函數來衡量績效水平。

財務指標。本文選取傳統上常用的四個能力指標。選取的指標包括總資產周轉率(turn,營業收入/總資產)、凈資產收益率(NROE,凈利潤/平均所有者權益)、總資產凈利潤率(NROA,凈利潤/總資產)、每股經營現金流量(cash)。這里比上總資產是為了消除由于企業規模大小不同帶來的影響。

3.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績效指標選取的是2011—2016年連續6年的數據,考慮到因子分析至少要五年以上的數據,剔除企業年齡小于等于3年的樣本。經過剔除和篩選,最終得到了780個數據,其中發生并購的樣本為253個,未發生的為527個。

(二)實證結果

1.因子分析

在做因子分析前按2011—2016年各年對四個績效指標分別做KMO(Kaiser-Meyer-Olkin)檢驗,發現均在0.5以上,即通過了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在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相關系數為單位矩陣的假設。因此,開始對2011—2016年各年企業績效四個指標分別做因子分析,提取了四個公因子X1、X2、X3、X4,得到各變量初始載荷矩陣和方差貢獻率、成分得分系數矩陣。endprint

根據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得到6個綜合函數:

2011年:

其次,根據以上6個綜合得分函數及各個因子的得分,可計算出2011—2016年各公司相應的績效水平綜合得分。

2.綜合得分差值的一般分析

為了驗證發生并購與否的績效水平的差異,做了績效綜合得分的均值比較及獨立樣本T檢驗。

表4顯示了績效水平差值的均值比較及T檢驗結果。總體上說,F12-F11、F13-F12、F14-F13、F15-F14、F16-F15的正值率先上升后下降,但是只有F12-F11、F14-F13在10%的置信水平顯著,表明并購后第1年總體績效顯著增加,隨后績效增加不顯著。按照是否發生并購的分類,未發生并購的差值均值分別為-0.0255、-0.0175、0.0408、-0.0062、0.0119,企業平均績效水平先增后減再增,呈現波動式“N”型趨勢,這說明未發生并購的企業平均績效水平不高但在持續增加,意味著可能與關聯方的交易成本在企業營運管理中逐步降低有關,或與關聯方的交易次數不夠頻繁導致企業未發生并購。發生并購的企業績效綜合得分的差值均值分別為0.0526、0.0366、-0.0850、0.0130、-0.0248,呈現先減后增再減的趨勢,說明在2014年并購后第一年,企業平均績效水平明顯下降,這可能是由于主并企業接受被并購企業的所有資產和債務之后,導致企業財務報表上績效水平的下降。而在并購后第2年,企業管理層通過戰略調整,整合兩企業的資源,創造了利潤,顯著提高了2015年的績效水平。在2016年的績效呈現遞減的狀態,可能由于企業管理層的并購整合是短期的,還需進一步加強整合,創造更多的利潤。說明企業通過并購整合的優勢在并購第二年才體現出來,但沒有延續到第三年。這可能與企業戰略計劃的時限有關,后續績效水平是否提高可能在三五年之后才能真正顯現出來。總體來說,并購企業的績效表現差強人意。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交易成本經濟學依然是縱向一體化的主要理論依據。近年來,雖然交易成本經濟學對于縱向一體化的解釋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也有人通過實證證實了縱向一體化受其他因素的影響,但這只是說明了縱向一體化動因的多元性。此外,通過縱向一體化理論發展歷程可知,交易成本對縱向一體化的解釋是許多理論研究的基礎。本文通過對資產專用性和各項交易費用與縱向一體化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的實證分析,證明了交易成本理論依舊是在新環境下中國企業縱向一體化的動因之一,也就是說,交易成本對中國企業并購依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度。

新指標衡量的資產專用性對企業縱向一體化仍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在西方國家,企業縱向一體化動因研究發展較為成熟,有大量文獻對資產專用性與縱向一體化展開研究。既有存真,證實兩者的相關關系,也有證偽,表明資產專用性無法解釋縱向一體化。本文以經濟下滑后的2013年大量企業并購事件為基礎,研究中國企業縱向一體化的深層次動因,說明中國企業縱向一體化過程中,資產專用性仍是重要原因。

縱向一體化后中國企業并購績效差強人意。企業并購的根本目的是追逐利潤最大化,一般而言,并購后兩年,企業應該獲利并開始以快于并購前的增長速度增加利潤。但研究發現,中國企業并購績效在并購后第二年有顯著增長外,呈現出波動遞減的趨勢。這與企業并購后戰略整合的時限和速度有關,還和企業并購的動機是盲目地惡意兼并還是善意單純地追求利潤有關。

本文不足之處在于資產專用性的測度,提出的新方法也存在不足之處,新衡量方法是一個大致比值,可能不能精準計算資產專用性的程度。另外,交易費用的衡量也只從微觀層面上來考慮,宏觀方面未加考慮,暗含的前提是宏觀條件假設不變。

(二)政策建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間的并購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在不斷升級。并購對于企業是一項重大的舉措,下面對縱向一體化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并購的整體績效。

1.并購應從戰略角度出發,全面考察和明確并購動機

從內外角度考慮是否進行一體化,有助于企業從持續發展戰略和長遠眼光來確定并購動機。并購的根本目的是增加競爭優勢,獲取更大利潤。在并購之前,應在對自身條件、被并購企業信息、市場需求等多角度充分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上,制訂良好的戰略管理計劃,充分利用自身優勢資源,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

2.培養和強化企業自身能力,形成競爭優勢

企業自身能力是競爭的基礎,是并購時的重要動因。一個生產效率低下、經營狀況不好的企業只能被收購,反之,成長能力強的公司在需要擴張時可以選擇是否并購。自身能力的大小是并購的內在條件,也是并購后獲得利潤的基礎。因此,培育和強化企業能力,是企業的重要任務。

3.企業并購應從自身出發,弱化行政干預

從并購現狀來看,我國企業并購還是混合為主,經濟維度、管理維度與行政維度的混合。中國并購始于行政維度動機,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應逐漸擺脫行政維度的干預,向更高層次的管理維度和戰略維度邁進。從最大化利潤的根本動機出發,根據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擴張。

4.應從多維度來評價企業并購績效

企業并購績效的提高并非確定出現在并購后的第幾年,而應該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與企業內部整合的時間有關,或者和績效指標的選取有關,縱向一體化的優勢應從并購是否提高了績效、提高哪種績效、提高的績效分散在誰的手中等多維度來評價。

5.完善金融市場,發展金融工具

金融市場的成熟度直接影響了并購的速度。中國中長期信貸市場和債券市場相對落后,金融工具缺乏,使得企業并購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完善金融市場,設計更多的更適用的金融工具,能為企業之間資產流動和轉移帶來便利。endprint

6.健全并購法律體系,減少交易費用

對于并購,國家沒有統一規定,這導致了交易規則的理解混亂,此外,現有規定有些與實際不符,缺乏操作性,這在宏觀上增加了企業并購的交易費用。因此應盡快建立一套統一健全的并購法律體系,促進企業并購的規范性,推動企業并購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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