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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刑事制裁范疇的理論視域與制度具象之前瞻

發布時間:2019年09月19日 11:01:33    文章來源:耀炎論文網    作者:孫道萃    閱讀:

導讀:這是一篇完整優秀的關于法律論文范文,這一篇論文共有9915字符,本篇題目是關于“網絡刑事制裁范疇的理論視域與制度具象之前瞻”的。既包括物理性斷網、實名制、數據刪除等宏觀措施,也包括網絡禁止令、從業禁止等微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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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網絡時代不僅顛覆傳統犯罪觀念,也沖擊傳統刑罰理念。網絡技術異化風險步步緊逼,刑法價值與機能的轉變預示著預防性刑罰措施的到來與積極預防刑罰導向的興起,網絡制裁有效性命題推動傳統刑罰體系與結構的代際蛻變。網絡刑事制裁作為全新的獨立范疇漸生雛形,卻是當前網絡刑法知識整體轉型的短板。網絡技術代際變遷、網絡社會成熟且不斷趨于獨立等因素,使網絡刑事制裁成為呼應網絡犯罪形態的開放性專屬范疇,是面向未來的發展性、階段性概念,制裁體系存在絕對專屬與相對專屬等功能演變階段。基于罪質輕重、主體差異、制裁功能等因素,網絡刑事制裁措施的類型具有多元性與層次性,既包括物理性斷網、實名制、數據刪除等宏觀措施,也包括網絡禁止令、從業禁止等微觀措施。

關鍵詞:網絡刑事制裁;教義根基;制度宏構;措施具化

中圖分類號:DF6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4355(2019)04-0100-18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09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一、問題的提出

在風險社會形態的變動格局下,網絡信息技術革命正在醞釀網絡社會的物質基礎、關系網格、交往方式以及新型生產生活圖景。撇開農耕社會、工業革命的遺留與舊影,“網絡化”邏輯成為網絡社會崛起的第一動力,網絡社會形態的面貌越發清晰可見。網絡技術風險愈演愈烈,網絡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網絡犯罪來勢洶洶,立足于現實物理社會的傳統刑法理論體系的不適與失靈現象不斷出現,不斷侵蝕傳統刑法體系的存在根基及其合理性。目前,應對思路主要有:一是司法層面的擴張解釋[1];二是積極修改立法并增設罪名[2];三是司法解釋相對優先與立法修改的補強[3]。現有做法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擴張解釋的制度局限性。擴張解釋的適用空間相對有限,特別是網絡犯罪與傳統犯罪存在實質差異,擴張解釋是權宜之計。二是立法應對的不足。《刑法》修改的幅度不大、修改的范圍有限,立法的碎片化,對日新月異的網絡犯罪而言可謂“杯水車薪”,難以形成整體性的聚合反應效果;修改分則卻遺留總則問題,導致總則與分則不一致,第287條之一、第287條之二使總則的預備犯與共同犯罪規定陷入被動;“亦步亦趨”的被動式反應缺陷,“就事論事”的短期性立法、“事后反應型”的補充性立法等問題突出,立法缺乏足夠的前瞻性、預見性與整體性。

而且,在深究司法應對與立法修改究竟孰優孰劣及其破解之際,“網絡犯罪”實體范疇幾乎成為唯一的焦點,使網絡犯罪形態中的“刑罰實體”在無形中被遮蔽。事實證明,沿用傳統刑事制裁體系及措施,用于應對網絡犯罪的制裁效果不盡如人意,既表現為刑罰措施的無效性,也表現為制裁效果的“代際落差性”。網絡刑事制裁范疇研究的薄弱以及刑法建構的空白是重要的制度供給缺失,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作為網絡刑法體系范疇的本源性問題理應被重視。由傳統刑法體系到網絡刑法學知識形態轉軌是網絡社會變遷下的必然產物,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不能缺位。《刑法修正案(九)》首次較大幅度修改傳統計算機犯罪規范體系,并增設多個純正網絡犯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定刑,標志我國刑法的一個專門領域暨網絡刑法的真正誕生[4]。為此,我們

應反思當前片面聚焦“網絡犯罪實體”思維邏輯的偏頗,應根據網絡犯罪的發展形勢,構建科學合理的網絡刑事制裁體系。

二、傳統刑事制裁理論的網絡異動

網絡刑事制裁范疇被淹沒在熱火朝天的網絡犯罪本體治理中[5],使推動網絡刑罰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幾近癱瘓。隨著網絡安全秩序地位的抬升,積極預防功能訴求的攀升,傳統刑罰體系因應網絡犯罪的有效性不足問題日益暴露。進而,有必要打破傳統刑法理論的一些“舊觀”,推動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適時切換。

(一)價值變遷與刑罰機能異化

網絡技術風險不斷加劇,網絡安全秩序價值在風險社會的地位躍然而上,成為社會公眾的主要訴求。這決定了刑法(刑罰)機能應迎合時代作出新定位。

1.安全秩序價值與刑法(刑罰)機能的演變

網絡技術異化風險不斷擴張,風險社會脆弱的安全狀態持續加劇,安全需求不斷擴大,網絡安全上升為風險社會安全的基本內容,保護網絡安全法益成為法律制度的時代使命。這促使刑法價值定位發生一定的位移,加速以安全價值為優先導向的安全刑法觀念的生成[6]。風險社會下的風險刑法已經開始出現價值與制度的位移,安全價值引領下的預防刑法是發展動向[7],直接決定積極預防開始逐漸成為刑法保護理念的新使命,以預防為導向的刑法制度變革正在悄然進行,對傳統刑法理論體系產生巨大的影響,并在我國近來的刑事立法中得以充分體現。《刑法修正案(九)》高度重視安全秩序價值的地位及其保護力度,增加安全秩序領域的犯罪規定,顯示了刑法價值的變化對刑法機能或刑罰功能內部布局的直接作用。通常認為,刑法包括規制機能、秩序維護機能和自由保障機能,并可以分為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保護機能是規制與秩序維護機能的概稱,保障機能側重于人權保障。在域外刑法理論中,預防機能與保護機能、保障機能,組成具體的刑法機能,預防機能可以區分為消極、積極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8]。在風險社會,刑法的積極預防機能被激活,日漸掙脫從屬和依附消極一般預防的蟄伏狀態,開始獲得獨立地位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預防的早期化與刑法介入的前置化、必要的犯罪化等紛紛植入其中,成為刑罰制度供給的新內容[9]。刑法機能的重大轉向,不免引發刑罰目的同步變動,也動搖傳統刑事制裁體系的存在根基,尋求變革是必然的選擇。

2.預防性刑罰措施的新近動向

基于安全價值而形成的預防功能,在刑法機能內部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相應地,刑事制裁范疇也隨之變動。從發展趨勢看,因應網絡社會風險的刑事制裁體系,與傳統刑事制裁體系的差異不斷擴大,預防性刑罰措施有增量的趨勢,以滿足早期預防、事前防控、遏制風險等特殊需要。英國刑事司法中的預防性禁令頗具代表性。英國政府為了防控已經實施或可能實施犯罪的危險行為以及危險人格,針對恐怖組織犯罪人、暴力犯罪人、性犯罪人等頒布一系列預防性禁令,諸如重罪預防令、暴力犯罪人令、反社會行為令等,在一段期限內限制主體的行動自由或主體的相關資格等,作為刑事處罰的輔助性禁止措施,是“預防性正義”興起的重要標志[10]。盡管并非完全指向網絡空間社會領域,亦非專門為網絡制裁體系而設計,但網絡風險實乃人為的技術異化結果,積極預防的真正對象是風險社會的危險個體,因而,此舉仍可以視為是一種嘗試,對網絡制裁體系的確立與生成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當前,刑法價值引發刑法機能的悄然改變已是事實,并觸動刑事制裁體系的變革。但理念與制度的滯后性充分揭露網絡刑法學知識轉型的“失衡”,“重網絡犯罪實體而輕刑事制裁”的理論與立法脫節現狀亟待扭轉,以提高刑事制裁措施的網絡適應性。

(二)積極預防目的與制裁功能的嬗變

刑罰目的是刑罰范疇運行與刑罰制度變革的重要動力系統[11]。網絡安全秩序的地位抬升與積極預防性刑法理念的生成,既嵌入刑罰目的理論體系的網絡化轉型進程,也為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深層次蛻變提供動力和明確主要發展方向。

1.積極預防刑罰目的的轉向

整個近現代刑法是報應與預防的斗爭史。預防主義通常認為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在一般預防中,消極的一般預防長久以來占據統領地位。然而,隨著風險社會步步緊逼,網絡技術發展與網絡安全風險的博弈狀態始終存在。為了兼顧安全與發展,積極防控網絡技術風險成為必然,刑事制裁體系肩負早期預防、提前介入的重任。但網絡技術風險不能被消滅,只能控制在國家、社會所能容忍的合理范圍之內,嚴厲的刑事制裁及其報應效果并不能兌現網絡安全的訴求。相反,既要鼓勵技術創新和推動社會進步,又要積極防控技術異化風險和保障網絡安全,催生以積極防控網絡技術異化及其風險為導向的預防理念,提供長遠的制度供給和網絡安全秩序。這正是網絡空間社會對預防理念的迫切需求,預防功能成為風險社會中刑罰目的重要取向。積極預防功能是面向未來的思維導向,建立在相對主義犯罪觀和犯罪控制理念之上,既不排除報應主義的懲罰立場,又更重視犯罪控制理念所倡導的積極預防效果,刑罰目的被植入早期化、前置化的危險防控內容[12]。積極預防主義作為傳統刑罰目的理論的最新發展動向,實質上符合風險社會以及網絡時代發展的基本規律與需要,更成為指導和引領網絡刑事制裁措施、體系步入變革軌道的重要理論支撐。

2.刑罰制度呼應的失位

刑罰種類、刑罰體系、刑罰結構深受刑罰目的理論體系的影響,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無非旨在實現刑罰目的。對傳統刑罰目的理論體系的揚棄,必然導致刑罰功能觀、價值觀等發生劇烈的“地殼運動”。這正是觸發風險社會下積極預防理論引領刑罰制度變革的重要機理。然而,關于刑罰體系或刑罰結構的改革問題,輕刑化、限制死刑適用、充實自由刑、財產刑、資格刑的種類及推動其他刑罰制度的改革、死刑去中心化與罰金刑中心化為核心的刑罰適中主義等,均立足于傳統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無法掩飾內生性的制度缺陷。在與網絡空間社會的遭遇戰中,傳統思維在遏制網絡技術風險的能力和水平頻現失效問題,暴露當前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的改革明顯背離刑罰目的理論體系的真實指向,對域外擺脫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糾纏并轉向積極預防理念的最新改革動向也缺乏足夠的關切和回應。現實物理社會與網絡空間社會的過渡性決定刑罰制度處在艱難的蛻變過程,傳統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難以繼續為防控網絡技術風險和制裁網絡犯罪提供全面支撐,隨著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獨立性不斷增強,傳統刑罰體系及其結構的“網絡化”的趨勢轉型不可阻擋。實際上,對刑罰制度的修正已經漸呈“網絡化”跡象。《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禁止令,對設置網絡空間禁止令具有啟示意義;《刑法修正案(九)》在堅持批判性的法益觀和行為人刑法立場之際,對以預防為中心的刑罰目的理論傾注大量的關注并予以規范化,終身監禁便是一例[13]。盡管終身監禁指向情節極其嚴重的貪污賄賂犯罪,但仍具有一定的啟發性,“網絡終身禁止觸網”等可以作為一種延伸性的啟示予以探討。

(三)制裁有效性與刑罰結構位移

刑罰體系是實現刑罰目的和推動刑罰結構改革的出發點。從傳統的刑罰體系到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轉變中,刑事制裁有效性命題位居首位。去“主附加刑模式”是開端之舉,根據網絡技術行為與網絡犯罪規律進行全盤重組是基本方向。

1.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的代際落差

由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組成的刑罰制度,在網絡時代的擠壓下,日益暴露規制對象的非針對性、效果的非直接性等問題,擇例而言:第一,主附加刑模式的“去中心化”。根據1997年《刑法》的規定,刑罰結構可以概括為主附加刑模式。但主附加刑模式的內在弊端無法消解,不斷侵蝕刑罰結構的有效性[14]344-356。首先,主附加刑模式違背刑罰輕重的本質區分屬性,也背離刑罰結構依循刑罰種類的功能加以設計、安排的基本原理。其次,在廢除勞教后,輕刑化、非監禁刑化的改革日漸推進,特別是死刑減少、罰金刑地位急速攀升、資格刑內容亟待擴容,不斷剝離主附加刑模式的微弱優勢,共同導致主附加刑模式實際上名存實亡,對提高刑罰有效性和推動網絡刑罰體系的網絡化改革其實并無多大的正向意義。第二,“死刑過重、生刑過輕”刑罰結構改革的“失真”。1997年《刑法》客觀上確立“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刑罰結構,死刑罪名過多,與生刑體系的銜接不暢,導致刑罰梯度在自由刑與死刑之間存在一定的“溝壑”[15]。《刑法修正案(八)》廢除死刑罪名,提高生刑體系的幅度,增加自由刑的實際執行期限,初步予以扭轉。《刑法修正案(九)》進一步廢除死刑罪名,相對再次加重生刑,增加終身監禁制度,使刑罰結構更合理、刑種銜接更理性[16]。但對打擊純粹網絡犯罪的功效并不明顯,死刑與生刑主要針對自然人,對網絡社會的犯罪主體未必完全適用。《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社區矯正制度,盡管屬于刑罰執行的輔助措施,然而,社區矯正的積極預防旨趣已是共識;一旦遷移到網絡空間社會的刑事制裁體系,網絡社區矯正不僅可以發揮強大的行為矯治與規范重塑能力,更能強化規范的有效性及其認同。在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中,習以為常的話語體系正在悄然改變,重刑主義、輕刑化、死刑的意義、自由刑的效果等問題早已“今非昔比”,及時切換到網絡環境加以思考和置換是認識前提。

2.刑罰制度的重組

刑罰有效性是判斷刑罰制度好壞的“風向標”,刑罰有效性直接決定刑罰目的能否實現及其效果。因應風險社會與網絡技術風險相互疊加的復雜形勢,積極預防理論備受青睞,對刑罰有效性的關切集中在規范有效性,是指導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邁向制度蛻變與創造轉換的理念先導,可以作為建構刑事制裁體系的重要原理。去“主附加刑模式”“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調試,都是傳統刑罰體系與刑罰結構主動嘗試變化的具體切入點,然而,傳統刑法學仍根深蒂固,導致刑法體系的網絡化理念轉換及其相應改革均難以啟動,現有改革仍未自覺自發地攝入網絡因素,未能根據網絡犯罪趨勢與規律,更未植入網絡刑事制裁這一基本的理論變革動力。從知識變革的過程看,關于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類型、排列組合等問題,應當分階段推進:第一,刑罰體系層面。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資格刑等相對陳舊的類型化設置思維已顯不適,脫離網絡空間社會的基本屬性,具體的刑種應當作出調整。第二,刑罰結構層面。由自由刑與財產刑組成的當代刑罰結構,或重刑與輕刑、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組成的“對稱性”刑罰結構,都是陳舊的話語體系。因此,逐步清理傳統刑罰立法與研究成果是新生的始端,網絡刑事制裁體系是否遵循有效性原則,關鍵看宏觀和微觀的制裁是否契合網絡技術風險的特性及其防控需要,是否可以起到夯實規范有效性及其認同的正向作用。只有實現脫胎換骨的大變革,才能適應網絡時代的具體要求。

三、網絡刑事制裁的本體宏構

網絡刑事制裁體系是前所未有的知識探索,其主要困難包括:一是與傳統刑法知識的歷史糾葛與取舍關系難斷;二是與未來網絡刑法知識的碰撞與對接充滿未知性。這既使建構網絡刑事制裁體系需要支付“白手起家”的原初成本,也享有無限創新的可能性。建構網絡刑事制裁范疇,應立足網絡刑法體系的整體考量。

(一)網絡刑事制裁的基本范疇

近現代刑法理論體系作為近代工業革命與啟蒙思想運動的產物延續至今,但也開始禁錮社會歷史形態與法律制度的動態變遷。網絡空間社會的到來,打破既有的社會形態屬性,也顛覆網絡法律制度的安定性。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作為網絡刑法學體系的一項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應首先確定未來發展的階段與軌跡。

1.概念本體論

傳統理論一般認為,刑事制裁與刑罰處罰不盡相同,刑事制裁主要立足于犯罪圈展開,而刑罰處罰主要以法定的刑種與刑罰體系為立足點。因此,刑事制裁的外延往往更廣,不僅包括法定的刑罰體系及其具體刑種,也包括其他非刑事處罰措施,甚至包括廣義刑罰層面的保安處分及其措施。相比于傳統刑法體系中的刑罰處罰范疇,網絡刑事制裁范疇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更彰顯變幻莫測的網絡時代的話語脈絡。基于此,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外延比網絡刑罰體系更適宜網絡時代的發展態勢,其優勢在于:一是包含刑罰處罰之外的制裁措施,而不過度依賴于法定刑罰處罰的絕對主導地位,易于與變動的網絡社會形態、網絡犯罪形勢等因素保持一致,不至于因過于保守或僵化而影響革新的需要。二是網絡刑事制裁范疇及其體系結構具有獨立性,在充分因循積極預防理念之際,“刑事制裁”作為關鍵詞,相比于“刑罰”,既褪去傳統刑罰體系負載的超額報應成分,也激活傳統刑罰內在的積極預防因素,使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外延更具有延展性和適宜性。三是網絡刑事制裁體系是因應網絡技術風險而特殊提出,并通過立法的方式予以制定的,具備直接或間接制衡網絡技術風險的專屬能力。

2.地位獨立論

以網絡技術為支撐的互聯網與網絡空間社會一度被“虛擬性”“虛擬世界”“虛擬空間”等觀念所籠罩,以至于由此衍生而出的“涉網”觀念與制度看似“空無縹緲”。其實不然,盡管演變的過程較為模糊且演變的時間較為漫長,但網絡空間中的主體是真實的,網絡空間社會是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形態。相應地,基于網絡空間社會而自發形成的法律制度及其制裁體系并非“主觀臆斷”之物,而是與網絡空間社會相生共存的實在法,是人類社會主動應對網絡犯罪現象而自然形成的。這決定了“網絡刑事制裁”范疇作為一個發展性的命題,是獨立且專屬的,同時并不即刻完全脫離現實的。第一,網絡刑事制裁的社會基礎具有真實客觀性。理論界已經逐漸打破“虛擬社會”這一陳見,反而,樹立起網絡空間獨立性與真實性的理念。比如,《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公共場所”擴大到“網絡空間”。網絡空間社會與現實物理社會組成的“雙層社會”形態格局漸成共識,保護網絡空間社會的網絡安全法益已然成為傳統刑法的時代任務[17]。但是,由于“雙層社會”正處在形成期,虛擬與現實不斷互動,導致網絡法律制度的安定性降低;而且,重視犯罪實體、相對輕視刑罰的固有思維作祟,理論準備也不充分。相比于網絡犯罪實體的躍進,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建構意識、間接適用概率等明顯滯后,網絡化進程長期被擱置。然而,傳統犯罪理論體系的網絡化轉型最終是建立健全網絡刑法學,網絡刑法學顯然屬于完全獨立的刑法歷史形態。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作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其獨立性是無須贅述的前提性問題。作為獨立的新型刑事制裁體系,既要擺脫傳統刑罰體系的束縛,更要創新符合網絡時代的制裁措施。這正是建構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首要邏輯前提,堅持理念、制度、屬性、措施獨立的立場。第二,網絡刑事制裁是發展性的全新范疇。刑事制裁體系具有顯著的開放性、包容性及經濟性,更適宜應對網絡時代的不確定性風險與不斷變化的網絡犯罪形勢。但是,由于新舊刑法知識的更迭進程異常激烈,有關網絡刑法體系的構想仍處在萌芽狀態,放眼全球并無成熟的先例,在如何設計制裁措施及其體系結構時,缺乏參照樣本以及理念、制度、技術等配套措施。盡管如此,樹立刑法建構的逆向思維,可以提供很好的突破口。簡單地講,通過明確網絡技術風險的主要類型及其特性等客觀前提后,可以從反面邏輯的角度提供重要的對比樣本。縱觀具有不確定性風險特征的網絡技術,網絡技術代際、技術門類、技術基數、技術危險源、危險主體、危險行為、危險對象、危險結果、危險樣態、危險系數、危險類型等都屬于重要的具體變量,是制定相應網絡制裁體系及其措施的重要對象,也是確保制裁措施具有有效性的前提。舉例而言,當前非法利用信息網絡行為大量存在,增設相關罪名可以維護信息網絡安全。通過增設禁止接觸網絡或限制網絡職業等措施,不僅可以懲罰具體的網絡危害行為,也可以起到積極預防效果。網絡空間禁止令的理論探索作為其中的一個縮影,可以成為今后設計與制定網絡刑事制裁體系及其措施的有益個案樣本。

3.演變階段論

毋庸置疑的是,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不可能一蹴而就,應根據網絡技術代際、網絡犯罪形態、網絡社會成熟度、人類認識水平等因素,分階段穩步推動其蛻變和進化的進程。具體來講:第一,進化期。網絡空間社會的根基是網絡技術,與傳統現實物理相區分,成為傳統刑法學與網絡刑法學的分水嶺。網絡技術發展始終是推動網絡代際變遷、網絡空間社會發展、網絡刑法知識變革的根本動力,網絡刑事制裁體系更是如此。網絡技術代際的更迭是制定網絡刑事制裁措施、確立制裁目的、設計制裁體系的客觀基礎與社會背景,一旦脫離網絡技術發展趨勢,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的時效性、有效性將大打折扣。比如,傳統刑罰體系中的死刑、自由刑在網絡空間社會的有效性明顯下降,特別是死刑的威懾力與剝奪效應明顯乏力;網絡刑事制裁體系如果繼續沿用,不僅無法因應網絡技術風險的積極預防理念,也導致對網絡空間犯罪主體的制裁缺乏針對性。網絡刑事制裁體系是關于網絡刑罰制度的未來設想,基本上處在完全的空白狀態。這既賦予史無前例的創新空間,也促發前所未有的探索難度。第二,新舊混合期。對于由信息網絡技術引發的社會形態變革,早期常用“Internet Society”的建構思路,突出技術的主導地位及其本質屬性,不輕易模糊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差異;后期更傾向于“Network Society”,更強調“網絡化”的必要性、現實性及其未來性的基本邏輯,突出網絡社會的獨立性、真實性與客觀性。從“Internet Society”到“Network Society”的切換,其實是網絡空間社會不斷擺脫、卻又不即刻與現實物理社會剪斷聯系的動態過程的寫照。“雙層社會”是現實物理社會與網絡空間社會的動態碰撞過程,網絡刑法學超越和取代傳統刑法理論體系是一個漸進的形成過程,共用刑法理論與刑罰體系的混合現象并不抵牾。因此,網絡刑事制裁體系在初期階段并不能徹底棄用傳統刑罰體系,否則,抵御網絡技術風險的任務無法實現。第三,完全獨立期。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關于網絡社會究竟屬于“虛擬社會說”“現實社會延伸說”“現實—虛擬混合說”的分歧終將煙消云散,“雙層社會”可能最終演變為單一的網絡空間社會。在此背景下,網絡刑法學將逐步定格與成型,網絡刑事制裁范疇及其體系迎來真正的獨立化契機。獨立時期的網絡刑事制裁體系完全浸透到網絡空間社會,但一套完整的制度清單有待勾勒。第四,自我進化期。任何事物都是發展的,網絡刑法學與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也不例外。自從德國社會學家弗勒希特海姆1943年在美國首創未來學以來,對未知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未來探索從未停止,總的趨勢就是工業社會向全球信息社會轉變[18]。“計算機未來學”等提法都是對信息社會的未來探究,可以視為未來網絡空間社會的雛形。2017年9月,鑒于信息網絡技術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也給全球法治帶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正式宣布成立“未來法治研究院”。這彰顯網絡社會可能變成未來的社會形態及其生存方式、生產方式。我國已經將“互聯網+”作為基本國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網絡技術正在迅猛發展,網絡社會的發展進程正在提速。網絡刑法學是網絡社會在刑事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一旦網絡刑法學獲得獨立地位,網絡刑事制裁體系也正式進入自生自發的進化期。根據網絡代際的變遷不斷作出調整、修正、改良,是網絡刑事制裁體系經歷知識進化的宿命。

 

本文來源:http://www.jnzhgk.com/falv-lunwen/1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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