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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權保障的歷史進程

發布時間:2019年09月19日 10:59:58    文章來源:耀炎論文網    作者:朱未 李步云    閱讀:

導讀:這是一篇完整優秀的關于法律論文范文,這一篇論文共有6359字符,本篇題目是關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權保障的歷史進程”的。為將來人權保障的理論與實踐發展提供可用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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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全國各界都在回顧與梳理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與成就,而其中人權保障事業的發展必定是最光輝的篇章。李步云教授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人權發展歷程的親歷者與見證者,通過他的講述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新中國人權發展的歷史變遷,為將來人權保障的理論與實踐發展提供可用的經驗。

關鍵詞:70周年;人權保障歷程;人權觀念;人權教育

中圖分類號:DF0-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4355(2019)04-0038-06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03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引言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七十年前,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成為了國家的主人。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正式提出“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以及“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等觀點。此后,人權意識在我國不斷高漲,并且經歷了兩次大的思想轉型。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首次提出“人權是個偉大的名詞”,并發布了第一部白皮書,對外宣介中國的人權保障事業進展。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從此,“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一項正式的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放眼全球,在全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基礎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我國人權保障的視野開始關注全人類,人權保障的范圍擴展至人的全方位需求,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發展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本文主要是通過李步云教授的回憶整理而成,筆者作為李步云教授指導的博士生,做了相關的記錄與查證,最終形成此文。目前,關于我國人權保障事業發展的歷程記錄還比較缺乏,希望通過此文可以讓更多關心人權事業發展的人們了解這段歷史。

一、人權意識不斷高漲

粉碎“四人幫”之后,黨中央為“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干部、群眾及他們的親屬進行平反的工作得到全面展開 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幫”一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由中央黨校幾個同志寫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呼吁“要敢于沖破阻力,一切強加給干部的誣蔑不實之詞一定要推倒,顛倒的干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文章發表后,中央有關部門在很短時間內就收到了一萬多封干部和群眾的來信,表示擁護文章的觀點。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他遵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率領中組部全體同志,經過大量認真切實的調查研究,打開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的新局面。。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會議《公報》明確指出:“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從此,我國的人權意識開始高漲。人權保障成為了黨和國家的目標,以及人民群眾的愿望。

在“文革”中,許多人因受牽連失去了自由。“文革”結束后,人們開始更加珍視自己的權利,學界也開始反思之前的歷史教訓。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78年12月6日,李步云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章,這篇文章后來被評價為法學界解放思想開的“第一腔”[1]。然而,平等原則既是一項法治原則,同時也是一項人權保障的原則。但當時,人權研究還是一個理論禁區,李步云教授的這篇文章對國內人權理論研究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

(一)人權曾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1970年代后期,針對學術界有人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的看法。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開展了關于“馬克思主義如何看資產階級的人權”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發表在了《北京日報》上。后來北京大學又有幾位教授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其結論是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1983年,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承擔了兩個任務:一個是批判資產階級人權觀念;一個是批判“無罪推定”。當法學所布置任務時,李步云教授提出必須要改變觀念,社會主義也要講人權,要講幾條與資產階級人權有原則性的區別,王家福所長當場同意。后來,此任務交給了信春鷹同志完成,并形成了兩萬多字的報告。

(二)關于罪犯人權的討論

李步云教授和徐炳于1979年10月3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一文。李步云教授將這篇文章自我評價為“我個人影響最大的人權方面的文章”。但是,在當年這篇文章還引來了一場風波。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在學界就有少數學者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一位上海的教授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表示反對。《人民日報》也收到了幾百封來信,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總的來說,還是支持的人數較多。

此后,1980年6月29日,李步云教授在《法學雜志》上又發表了《再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這篇文章對罪犯的政治權利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討,認為“我國罪犯的政治權利,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依法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一種是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而是保留并停止行使這種權利。”對于第二類的罪犯,法律應當保障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這場關于“罪犯”是否擁有人權的討論,到1982年《憲法》修改后,才正式落幕,李步云教授在《人民日報》上提出的“凡具有中國國籍的人都是中國的公民”中被采納并寫進《憲法》。“罪犯也應有各種權利”這一觀點也最終被1994年12月頒布的《監獄法》所采納。

二、人權觀念的兩次轉型

李步云教授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承擔了有關“人權”的研究任務。法學所先為此成立了一個課題組,后來成立了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王家福任主任,劉海年、李步云和劉楠來任副主任。

之后,為了做更加全面的研究,在一次全國研討會上,討論了社會主義如何看人權這個議題,王家福、李步云、劉海年和劉楠來都參加了這個會議。在會上關于部分議題有些爭議,李步云教授提出了要“高舉人權旗幟”的觀點,多數人表示同意,但是有個別學者反對。

對于“人權”的定義,即“人權是依照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應當享有的權利”。有些同志認為這樣的定義無法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中找到根據,因此在這個定義后還加了一句“這樣的權利受到經濟文化條件的制約”。后來,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派代表團去了印度、斯里蘭卡、新加坡等東亞、南亞和北美的多個國家訪問,并提供了100多份研究報告。

社科院做的關于人權的研究,直接作用于第一份中國的人權白皮書。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起草,但是提供了相應的資料與觀點。李步云教授回憶起《中國的人權狀況》這份中國第一部人權白皮書時說:“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前言部分中提到‘人權是個偉大的名詞……是無數仁人志士仍矢志不渝地要為此而努力奮斗的原因。”

第二次轉變是1993年中國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并參與起草《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會議后,我國代表團在維也納召開了記者招待會,表明我國肯定并承認人權具有特殊性之外還具有普遍性。

三、人權成為一項正式的制度

兩次人權觀念的轉型以及中國政府發布的第一份人權白皮書,使學界也開始正式研究人權保障理論,并使之正式成為一項制度內容。

(一)學界正式轉向研究人權保障理論

在1991年中國第一部人權白皮書發布之后,李步云教授開始集中研究人權保障理論。1992年8月23日,李步云教授在《法學研究》上發表了《社會主義人權的基本理論與實踐》一文。這是當時國內法學界最早、影響最大、最全面的一篇有關人權的文章。該文章用八點概括了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主要內容以及馬克思主義者觀察與處理一切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也是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制度的指導思想[2]。

李步云教授的這篇文章發表之后不久,中央黨校的董云虎教授也開始帶頭研究人權。此后,中國人民大學也有學者開始陸續研究人權問題。可以說,李步云教授直接帶動了許多法學研究者轉向研究人權理論。

此后,中國社科院負責編寫一本書,書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和哲學家汝信擔任主編,該書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怎樣的,中國特色是怎樣的,社會主義又如何體現。其中,李步云教授負責撰寫第十五章,主要內容正是關于社會主義人權的保障。在這章的寫作中,李步云教授對之前發表的“社會主義人權的基本理論與實踐”一文提到的,社會主義人權基本理論的八個主要內容進行了充實。在當時,這是人權學界最完整、最系統的研究。也可以說,李步云教授的這兩篇文章是當時對有關人權研究定調的文章。此后,關于人權領域需要回應的基本理論問題,李步云教授都發表了文章,并且提出了新的觀點。并由此,李步云教授提出了相對完整、系統的有關人權的基本理論體系。

(二)被采納的“兩條半”建議

當回憶起自己為中國人權保障事業做出的成就時,李步云教授風趣地說:“那首先是我那被采納的‘兩條半建議。”而從現在看來,正是這“兩條半建議”直接推動人權成為一項正式的制度被黨和國家采納。

那是2003年6月13日上午9時許,李步云教授與其他4位憲法領域的法學家,應邀參加 “第三次《憲法》修改座談會”,由李步云教授先發言。雖然當時李步云教授沒有寫發言稿,但是做了一些準備,一共提了四條建議,最終被采納了其中的兩條半。這兩條半建議分別是:

第一條建議是將“國家應當尊重與保障人權”寫進憲法,這條被采納了。李步云教授謙虛地認為,這條建議被切實推動,除了自己做出了一些工作之外,更多地還是依靠其他同志的努力。

第二條是建議撤銷《收容審查條例》,這條也被采納了。2003年,“孫志剛事件”在全國引發了風波,李步云教授建議全國人大可以做新中國成立五十年以來的第一次“違憲審查”。

還有半條被采納的是,李步云教授曾經建議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在會上,李步云教授提出此建議。后來,李步云教授提的這個建議最終還是被部分采納了,將《憲法》第81條相關內容進行了修改。

(三)對外宣介人權保障理論與實踐

1991年,李步云教授再次訪問美國。哈佛大學的安守廉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愛德華教授在得知李步云教授到訪的消息之后,主動前來與李步云教授會面,并說道:“您是中國的法學界思想家,您到訪美國很難得,我們建議在哈佛大學開一個關于人權的研討會,希望您能參加。”為此,還征求了李步云教授一些其他的相關意見。這次大會共有三個主題發言人:第一位發言人是時任美國具體負責人權事務的副國務卿,第二位是李步云教授,第三位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亞洲觀察”的負責人。參加此次會議的還有哈佛大學和美國國內的30多位研究人權的教授。

此次會議的主題,最終被定為“外交政策與人權”(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會前,主辦方曾與李步云教授商量發言順序,美國的副國務卿希望第一個發言,李步云教授第二個發言,李步云教授當即表示服從大會的安排。后來在會上,與會代表對美國實行“雙重標準”的人權政策提出了猛烈批評。與此相反,李步云教授的演講獲得了大會的高度肯定。在會上,李步云教授一方面提出了一些中國正面臨的人權問題,同時也指出,關于這些人權問題,中國正在認真研究解決。對此,美國的教授們對李步云教授有一致的評價“李步云教授確實是搞學問的,不是搞政治的,講話很客觀”。而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有關李步云教授人權思想的文章,主要收錄在《論人權》這本書里。

四、人權教育事業的深度發展

李步云教授曾給中央寫建議,希望在東南西北中各建立一個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此建議獲得了上級領導的支持。首批成立了3個這類國家人權教育基地。2011年,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和廣州大學人權研究與教育中心同時成立了這類國家人權教育基地。緊接著2014年,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山東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教育與研究中心等五家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相繼成立。時至今日,這8家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都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中國在人權教育與研究方面的靚麗名片。

作為國內人權教育的帶頭人,李步云教授主編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人權法學》。這是目前為止,人權領域唯一的,國家統一主編并使用的教材。

此外,李步云教授也見證并參與了人權教育的發展過程。李步云教授是最早在高等學校給包括理工科在內的所有大學生,開設“人權與法”課程的老師。2004年9月,李步云教授受聘擔任廣州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期間,首先在廣州大學開設了《人權與法》的課程。當時,開課的消息傳出之后,新華社即刻安排了四名記者到廣州大學采訪李步云教授,并旁聽了他的講課。課間休息時,記者采訪了廣州大學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聽課的學生。之后,用中英文雙語發表了一篇名為“人權走向大學生課堂”的報道,向國內外有力宣傳了人權已經走進了中國大學生的課堂。而當時,在大部分國外的大學生課堂中也沒有開設類似課程。

以此為基礎,當年已經70多歲高齡的李步云教授,經過一年多的準備,成功申報了一個教育部的網絡精品課程——“什么是人權”,此精品課程很受教育部的重視,總共分為十講,每講50分鐘,共計500分鐘。值得一提的是,這在整個精品課程系列中都算是很長的了,因為一般精品課程只有2-3講。

此后,李步云教授與時俱進,在廣州大學城連續辦了五期“慕課”。開課期間,李步云教授還親自為學生面授、答問、解疑。每期“慕課”的聽課人數都不會少于300人,最多能達到500多人,這在國內也是居于領先地位的。

在干部人權培訓方面,李步云教授也是做得最早的。2002年,李步云教授和丹麥的人權研究中心合作,由他們出資,李步云教授負責培訓。一共培訓了4期,每期80個人,時間長達一個星期,培訓對象主要是公檢法的干部以及律師等社會工作者。在此之后,李步云教授還與挪威辦過一些這樣的干部培訓班,這在國內也是最先的。放眼全球,國外在此之前也基本沒有開展過類似的干部人權培訓課程。

參考文獻:

[1]裴智勇.李步云:“敢開第一腔”的法學家(法治人物)[N].人民日報,2005-01-05(14).

[2]李步云.社會主義人權的基本理論與實踐[J].法學研究,1992(4):1-8.

 

本文來源:http://www.jnzhgk.com/falv-lunwen/1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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