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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障研究

發布時間:2019年09月19日 10:58:34    文章來源:耀炎論文網    作者:夏紀森    閱讀:

導讀:這是一篇完整優秀的關于法律論文范文,這一篇論文共有2584字符,本篇題目是關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障研究”的。在他們內心產生某種道德感動,進而啟迪他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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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訴權由檢察機關行使意味著附條件不起訴的考察權應賦予檢察機關,而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下的NGO負責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考察幫教工作,既可以充分發揮NGO的專業人才優勢,又可以避免“多頭負責”的弊端。基于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和促使其改過自新的立法宗旨,檢察機關有權根據其在考驗期的表現,適時地在法定幅度內延長和縮減考驗期。附條件不起訴的幫教工作絕不是獨斷的、教條的或家長式的灌輸,而是引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評估;更是通過某些優秀人物的示范作用,在他們內心產生某種道德感動,進而啟迪他們的心靈。

關鍵詞:附條件不起訴;法定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存疑不起訴

中圖分類號:DF7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4355(2019)04-0051-09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4.05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引論

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設定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是在新《刑事訴訟法》中增加的制度,其目的是教育、感化與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這無疑為他們能夠改過自新提供了一次機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間的表現是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重中之重,而良好的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機制,無疑能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認清自身的問題,促使其真正的痛改前非,從而在客觀上大大降低其社會危險性。可見,這項制度的落實,需要考察幫教人員極其認真地付出才能有效果。相反,假若在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作出以后,幫教只是流于形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無法真正認清自身的行為,而在內心深處更無法產生改變自我的召喚,那么這項制度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障研究

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在現實中的運作由于受到人力、財力的限制,其效果不很理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項制度的適用。如何建構符合司法實踐的考察幫教機制成為當下的緊要課題。基于此種原因,筆者擬對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的機制完善提出若干設想,以更好地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進行保障。

一、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的立法緣由

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訴規定,《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定不起訴、存疑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四種。對于前兩種,檢察機關沒有起訴裁量權,只要符合相應條件,就必須作出不起訴決定;后兩種則是檢察機關具有起訴裁量權的體現。

附條件不起訴實際上需要檢察機關作出兩次不起訴的決定,這具體體現在《刑事訴訟法》從第271條到第273條的規定中。

第一次不起訴決定是“效力待定”的狀態。第一次不起訴決定的作出意味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面臨6個月到1年的考驗期,考驗的效果在這個時刻是處于未知的狀態,因而是效力待定的。

第二次不起訴決定是指在考驗期屆滿后,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沒有出現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檢察機關就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從第一次不起訴決定來看,其針對的對象與犯罪類型都具有特別性,與相對不起訴是有顯著區別的。但是,如果結合附條件不起訴的兩次不起訴決定來看,它實際上也是檢察機關酌定不起訴的一種具體形式。區別在于,附條件不起訴是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經過了兩次裁量,而相對不起訴則是一次作出。不能認為附條件不起訴的設定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獲取不起訴可能的限制,而應從保護未成人的角度理解為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多了一條不起訴的路經。基于這樣的理念,當相對不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都可以適用的情形下,相對不起訴應該具有優先性[1]。只有這樣,才能在程序上實現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障。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附條件不起訴中兩次不起訴決定的依據是不同的。第一次不起訴決定是對在此決定作出之前的行為人的行為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進行考量,亦即對其犯罪和量刑情節的考量。在這方面,附條件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是一致的。第二次不起訴決定則主要依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的表現,亦即其人身危險性是否降低。盡管如此,由于附條件不起訴針對的是未成年人群體,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少年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項原則必然要求考察幫教機制的設立,必須以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康復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為出發點。否則,附條件不起訴這項制度的設立就會失去意義。

二、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的考察模式分析

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的權力配置主要體現在《刑事訴訟法》第272條第1款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96條的規定中。附條件不起訴的考察權賦予檢察機關行使,這也是檢察機關行使公訴權的必然要求。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具體的日常考察工作也必須由檢察機關負責。

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看,以具體實施考察幫教的機構為劃分標準,考察幫教模式可劃分為三類:

(一)完全由檢察機關主導模式

這種模式是指具體考察幫教的內容完全由檢察機關組織實施,這些內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幫教中需要參加的一些公益活動、家訪、校訪、跟蹤考察等。例如,重慶市合川區檢察院就實行這種模式。這種模式的不足之處在于,檢察機關的職能是法律監督,其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矯正和幫教不具有專業性。此外,檢察機關的工作繁重,大量的對未成年人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以及出庭公訴等工作,會使檢察機關在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方面難以有足夠的人員和時間保障,這無疑會嚴重影響考察幫教的效果。

(二)檢察機關牽頭負責+社區矯正機構具體考察幫教模式

這一類考察模式在全國比較普遍,檢察機關只是負責牽頭組織,而具體的幫教工作則由司法局下轄的社區矯正機構實施。無疑這可以減輕檢察機關的考察工作壓力,發揮基層司法機構的優勢。不過,由于社區矯正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對法院已經判處適用管制、緩刑等的犯罪人進行監督與考察,假若再將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放在社區矯正機構,就容易引發與已決犯的“身份混同”,進而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從這種意義上看,不宜將附條件不起訴的幫教考察由社區矯正機構實施。

 

本文來源:http://www.jnzhgk.com/falv-lunwen/1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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